什么才是道德正确的？什么才是比较好的？你听说过“电车与胖子”的故事吗？
本文是一个小小的哲学实验，要借由这个“电车与胖子”的故事，找出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行为道德正确，什么东西又让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错误。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好的，那样做又是坏的···
坐稳，老司机要开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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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个工人和一个胖子，你让谁去死
请想象一下，你观察到一列无人驾驶的电车，正朝着五名轨道工人疾驶过去。这些工人都带着护耳罩，而且因为轨道旁几乎无处可闪，所以没有可能逃脱，这列电车将会辗死那五名工人。
只有你还可以阻止这场灾难，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切换转辙器，开关的把手就在你的旁边。然而请注意：如果你切换转辙器，电车将切换到另一条支线上，而那条支线也有一个工人，电车如果驶过去，他也将会丧生。
然而你就只有这两个选项。要么你什么也不做，让五个人死去，要么你切换转辙器，让一个人死亡。你怎么选择？
“电车难题”之第一种情况
如果你想的是“只死一个比死五个好”，那再请你想象一下以下这个类似的，而且有点残忍的状况：
这辆无人驾驶的电车正往五名工人驶去，这次没有转辙器，也没有第二条轨道。你本人站在桥上，电车正要从桥下冲过去，唯一可以阻止电车的办法，就是把站在你旁边的胖子推下桥去，让他卡在电车之前，使电车停下来，五名轨道工人就能得救，可是这位胖子当然就死了。
“电车难题”之第二种情况
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要杀害这个胖子，以便救那五条人命吗？
来看看哲学家们是如何审视这个迷之问题的吧。
2
做坏事与不做好事，哪个更应受到谴责
在电车问题里，哲学家汤姆森特别关注的是：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之间，道德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。
因为我们常常觉得，做坏事比不做好事更应该受到谴责，即便两者造成的结果相同。请想象一下：
你参加选美比赛，跟竞争者一起在舞台后方等待登台，当坐在你旁边的女孩站起来、往舞台前走去时，你看见她的衣服上染到一大块咖啡污渍。你本来可以把她叫回来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这样你就少了一个竞争者，获胜的机会就更大了，所以就没说话。
这种行为已经不太好了，但是再请你想象一下，这块咖啡污渍就是你偷偷倒在她的衣服上的，那这是不是又糟糕许多？是的话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动手杀死儿童，比起让儿童饿死，是更坏的事？前者我们永远不会做，但是我们天天让后者发生，所以，在杀害跟让人死亡之间，一定存在道德的差异。
不过光是说“没做的事就没有罪过”是不够的，因为谁要是没有给他养的猫咪喝水，以至于猫渴死了，那他虽然没做什么，但还是有罪过。有些人甚至会说，是他造成了猫的死亡，尽管他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做。
积极的作为跟消极的不作为之间的差异，是很难界定的。而且为什么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坏，也并不很清楚。
假设你预谋把兄弟淹死在游泳池里，这么一来就不用跟他均分遗产，你开车去他家，看到他正在游泳池例行性地来回游泳。可是突然间，他因为心肌梗死叫喊了起来，你只是看着兄弟在痉挛中呻吟着，然后淹死在池里。这个结果，比起你动手把他淹死，不是一样坏吗？还是只要动手，在道德上就一定会更受到谴责？
事实是，法律上确实
就是如此。
不光是我们的直觉，刑法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着重区分杀人与任人死亡的差别。对此，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答：杀人之所以比任人死亡更糟，是因为杀人一定也包括任人死亡。
如果我把小孩推到水里并任其淹死，就等于同时犯了两个错误：推到水里及袖手旁观。但如果我看到有人把小孩推到水里让他淹死，那我只犯了一个错误——袖手旁观。尽管这也够坏了，但是比不上积极动手那么坏。
3
人（就算是胖子），可以被当作工具吗
让我们回到电车的问题。
大多数人认为，在第一个例子切换转辙器是正确的，尽管这样做会导致某人死亡——“死一个比死五个好”，这是他们的理由。
然而你却觉得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那位胖子推下桥，即便那样就可以拯救五条性命。为什么在第一个例子里可以“用一条人命救五条人命”，在第二个例子里却不可以“用一条人命救五条人命”？差别在哪里？
一个常见的回答是，“在第二个例子里，我就是直接且有意地杀人了”。确实，我是用自己的双手抓住那位胖先生，并故意把他推向死亡。
那我们现在假设，那位胖先生是站在一个活板门上，你可以从远处用把手让那扇门向下打开，这样一来，你在两个电车案例里的动作就完全一样了——你只要扳动把手就好。
4
义务VS效益：你会如何选择？
最后来看一个例子：有个恐怖分子在柏林藏了一枚炸弹，炸弹威力足以把整个城市炸到天上，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全城疏散了，这时我们可以对恐怖分子刑讯逼供，以及时找到炸弹的埋放处吗？
假设他的小女儿知道地点，而且唯一获得口供的办法就是刑讯逼迫他的小女儿，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吗？我们都知道不得刑讯的禁令，这是写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及欧洲议会的欧洲人权公约里的。
这个议题有很多争论，在伦理学上也是高度争议，因为这里有两个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互相对立。我说的即是效益论与义务论。
效益论主张，行为的道德价值仅仅由行为的结果来衡量。简单说就是要知道一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，就看它的结果。实践上就是，如果一个行为能让相关人等的福祉极大化、痛苦极小化，那就去做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——所以“死一个比死五个好”。
效益论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两位英格兰哲学家，边沁（JeremyBentham，1748年—1832年）和穆勒（JohnStuartMill，1806年—1873年）。
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
义务论则不同：根据义务论，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只在其结果，也在行为本身；有些行为本身就是坏的，不管能产生多少的善都一样，杀人、刑讯、偷窃都属于此类。这些行为是无条件的错误，也不能通过成本利益的计算来提升其价值，不管是在何种处境下，有些事情人就是不能做。这些道德的禁止告示板保护着我们的人类尊严，也防止我们的利益或生命因为公共利益而被牺牲。
义务论哲学家里，最重要的是康德（Kant，1724年—1804年）。
康德
看完以上分析，你依然坚持之前的选择吗？
本文来源于《凤凰读书》
